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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講師：
要給大傢講解這個有趣話題的講師，是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任吉東。這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歷史學博士，撰寫過多篇獲獎論文，涉獵的領域較為廣泛。這次走上問津講壇，他為什麼要把話題定位在這個比較特殊的行業呢？我們來細聽。
我是天津人吶，我就愛聽相聲……傳統相聲裡有一段“學四省”，逗哏演員在使用方言描述故事情節時，說到兩個老鄉見面，一個說：“聽說你發瞭財瞭，開瞭大糞場子，有這個大糞場子，你們全傢吃不瞭……”捧哏演員作惡心及驚訝狀：“呸，我們吃什麼吃不瞭？”逗哏演員就帶著羨慕的神色解釋：“我說的是，你開的大糞場子，賣的那些錢，你們全傢吃不瞭。”對於在現代城市中生活的人來說，再聽這段相聲就有點奇怪：“為什麼大糞還能賣錢呢？”這一期的問津講壇，我們就來揭秘這個特殊的行業——糞夫業。請專傢來說說天津城市糞業管理與組織。
人糞為何會成為一種商品
任博士的講解就從這種特殊的商品說起：中國悠久的農業經濟傳統，使得城鄉居民的生活方式，都與農業有著密切的關系。就算是生活在遠離稼穡的城市裡，市民的“吃喝拉撒睡”都與農業密不可分，以人糞作為肥料的農業生產方式使得城市糞溺成為一種商品，這種買賣自古有之，早在唐代就有瞭以城市糞便為經營對象的行當。宋朝的城市規模較唐又有瞭較大的發展，於是這種以糞為業的從業者，人數也隨之擴大，並出現瞭市場劃分與行業壟斷。在天津這樣的大城市裡，也有很多以人糞尿為原料制造肥料的產業和市場。直到民國時期，遠在山東德州的火車站，都有大量來自天津的糞肥卸下，轉運往附近的農村作為肥料使用。
與專傢面對面
你不知道的“糞業”門道
新報記者：我們在一些小說或是文藝作品裡知道一些有關“糞夫”的描寫，據說還有“糞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任吉東：可以說在傳統社會體系下，城市內部有著一套自我消化城市糞溺的辦法，而這個辦法小部分出於士紳公益運作，大部分出於市場利益驅使，既無成法，亦無定式。具有數百年歷史的天津也是如此，長期以來，天津的糞業一直處於分散經營、各自為政的局面，導致瞭各種弊病的出現，尤其為人們所詬病的“糞霸”現象。以前報刊或相關資料上記載，“津之各糞廠撿糞人挨戶要錢，由數文至百十文不等，稍拂其意，彼即數日不來，是以各居民無不忍氣，不敢與較。”“磕灰的糞夫每到年節，或屆立春、立冬等等小節，或遇下雨下雪、道路泥濘的日子，他們便要借題發揮，向各住戶要點零錢。”
新報記者：據說在上個世紀初台中二手冰櫃收購，天津的環衛工作是由衛生局負責的，當時是一種怎樣的管理制度呢？
任吉東：在我國，國傢政權介入對於糞業等的公共衛生管理是在20世紀初才出現的。在各地城市中，作為通商口岸的天津由於在1900年至1902年被多國聯軍的“都統衙門”所統治，因此很“幸運”地在衛生行政方面走在瞭全國的前列。都統衙門成立後，設立瞭7個常設機構，其中就有專設的公共環境衛生管理機構——衛生局。為瞭節省經費，1912年衛生局被一分為二，一部分並入工程局，大部分並入瞭警務公所，成為下屬的衛生科，改稱防疫總處。1928年，天津設特別市，重新實行瞭衛生局建制。之後，衛生部門的廢立非常頻繁，這對天津衛生事業產生瞭消極影響。據當時《帝京新聞》報道，衛生局夫役平時打掃各街巷污穢已屬懈怠，自議裁衛生局後，打掃夫及土車更難得一見，以致大街小巷污穢不堪。而衛生行政機構的歸屬反復充分體現瞭此時政府對衛生行政認識的模糊。
新報記者：當一種東西成為商品，就會有競爭，也就需要行業組織，糞業也有自己的管理組織，這些組織的功能是什麼呢？
任吉東：天津糞業的組織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糞業團體共有二處，一為天津市清潔業職業工會，一為天津市肥料業同業公會。天津的糞夫群體基本特點是：外地人居多，以山東籍為最；中老年居多，以男性為多；資本額較少，未完全形成行業壟斷。
在組織的功效方面，糞業組織最重要的任務是守著勢力范圍而對從業者進行經營保護，這是所有行會的一種獨占意識。在當時的天津，每個糞夫收糞地點，具有一定地盤，范圍預先劃定，不得互相侵占。最普通的辦法是，每人承擔收拾一百傢的糞，約四五挑。這就是“糞道”。糞廠經營多屬“世襲”，經營方式是各拉主顧，按時淘取，如果某傢新蓋房舍，糞夫都會爭先聯系，並備置木桶放於廁所，取得淘糞權利，不許旁人侵奪。由於歷史原因，“糞道”的劃分方式十分模糊，直到解放前，天津的糞道也沒有完全的統計，糞夫之間的爭執也從未停止。這類糾紛歷來是“有力者勝之”，而在肥料業同業公會出現後，自然也就成為解決和調解的平臺和機構。
組織的另一任務就是代表本行業向官府進行交涉，尤其是在近代天災人禍頻發的背景下，顯得更為重要和必要。一方面是希望在受災後減免捐稅，另一方面則是抵制日常攤派的苛捐雜稅。
總體而言，作為社會底層行業組織，天津的糞業行業一直在官方默認的自由范圍內，以商農兩便的方式自主經營發展，與同為苦力而橫行一時聲名顯赫的碼頭工人組織相比，其組織力量並不是十分凸現。
新報記者：現代的城市生活，人們對於環境的要求更高，您覺得這個行業的今昔對比，體現瞭哪些生活變化呢？
任吉東：當胡同變為馬路，當四合院變成瞭小洋樓，人們不得不改變包括排泄在內的行為習慣和行業方式，以適應日新月異的城市，這就是所謂的生活文明。而從糞業行業的變化，直觀地折射出這種城市生活文明的轉變進程。
在傳統的城市生活圖景中，糞夫遊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從城市的千傢萬戶中收集起糞便，或從街道上拾起城市居民隨地便溺的產物，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運至糞廠，再經由糞船銷售至城郊鄉村。這套系統在中國的城市中運行瞭數千年，不僅造就瞭城市糞溺處理的固定模式，也培養出傳統行業的行為習慣。
西方文明伴隨著殖民暴力呼嘯而來，以西方公共衛生為標準，在凈化城市環境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系列相關機構和組織制度，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中建立瞭一套中西合璧的“西體中用”城市生活新方式。既有著西方城市公共衛生的框架，也有著東方糞溺經濟的內容，它不僅影響瞭傳統糞溺業的運作方式，也深深地改變瞭在這個舊框架下沿襲日久的行業組織。近代糞夫組織的建立既是傳統行業向近代文明轉型的產業，也是糞夫群體在面臨國傢政府、社會輿論和壓力下的抱團取暖，同歷次文明沖突與融合一樣，以公共衛生為名義的城市環境治理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式輸入並楔進中國的文化母體，也面臨著一個適應、生存和發展的問題，而它又與近代的行業變遷、國傢建設與帝國入侵等糾合在一起——深刻地反映出這個轉型時期特有的時代主題：既有傳統行業重新定位洗牌的整合與重組，也有東西方文化在社會生活層面的全方位接觸與碰撞，更有國傢和社會之間悄然發生的一次控制與反控制的爭鋒與博弈。
時至今日，中國又處在另一個城市文明化的進程中，各行各業也在不斷地進化蛻變，其產生的沖突與改變仍在不斷發生並日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今天的我們也必然會像先人那樣在陣痛和振蕩中逐漸適應和完成自我向城市現代人的轉變。
新報記者任悅李海燕
下期預告：
問津書院與《每日新報》聯袂打造的“問津講壇”，下一期將於8月26日舉行。本次講座由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靜副研究員主持，題目為《近代天津律師公會》。講述近代天津律師公會，在協調社會生活、促進法制完善方面發揮過的重要作用。講座具體時間為15時至17時，地點在問津書院三樓學海堂（河北四馬路與元緯路交口巷肆創意產業園內）。講座免費開放，不需提前領票。
(原標題：揭秘老天津衛的特殊職業——“糞夫”（圖）)
本文來源：天津網-每日新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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